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君，贤良的将帅，对待战争的态度必须是慎之又慎。

决定发动库尔勒战役，在李唐看来：打，利益极大；不打，危害极大。

这两个极大，李唐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也是根本利益。这是战争的最基本要求。

要知道，战争是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与最暴力手段，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派别、国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这是孙子兵法中对战争决策提出的一个最高层次战略思想。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这种战略思想是高于具体作战思想的大战略，是对具体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决定作用的指导方针。

而这也是孙子兵法慎战思想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慎战的最佳方式是不战，而非百战不胜。

所以，孙子兵法《谋攻篇》才有：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功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而这也是李唐对郭昕军事思想的一次最大考验。

连药罗葛·保义在发动河西战役的过程也懂得“伐谋”和“伐交”，那有着“铁血郡王”光环的郭昕，在用军事手段解决了南疆的治安维稳问题后，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大唐朝廷左金吾大将军郭钊，在兰州出现，意味着接下来大唐王朝肯定会参与河西走廊的各方逐鹿。

战争外溢，已是必然。

那么，怎么做才最符合船山部落的核心利益，是郭昕身为武威军总司令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大计。

当然，如果郭昕认为在武威军扩军后有实力也有能力继续进攻吐蕃腹地，为船山部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李唐也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