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道：“我想知道，在富公看来，这其中是否存有违法行为？”

富弼捋了捋胡须，道：“关于滥用民力，这的确不好判断，但是老拙认为还是应该顾忌民生，否则的话，这官逼民反，反倒会酿成大祸，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再来就是强征劳役，依照我朝规定，官员不能擅自征发劳役，这需要朝廷的批文，但是关于河北河防工事，朝廷是下达了政令，只是政令上，并未写明一个具体数目，也不好判断是否存有强征。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也就是强征民田，拆除民屋。”

张斐问道：“这有明文规定吗？”

富弼道：“据老拙所知，以前有几个征用民田、民屋的例子。

在大中祥符七年，朝廷修建恭谢天地坛，占用十八户民田，之后真宗皇帝下诏，给予这十八户百姓补偿，不但照市价赔偿，而且还多补三百余贯，每户可多拿十六余贯。

而在天圣元年修建永定陵，占用杜彦珪田十八顷，估价总共需要700贯。仁宗皇帝下诏增加为1000贯。”

虽说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北宋的特殊国情，导致私有制思想还是比较强烈的，可能北宋皇帝自己都不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历史上第一部拆迁法案，还就是宋神宗在元丰年颁布的，但古代你不能被这种法案迷惑，执行才是关键。

富弼似乎又想起什么来，又继续言道：“哦，其中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也就是在庆历元年，当时我朝正在与西夏作战，朝廷担忧边境战士因修建防御工事，而毁坏民屋，激起民怨，故由中书省起草诏令，规定不得因修建防御工事，而强拆民屋。

而在第二年范文正公在西线巡视，经邠州时，遇到百姓拦路告状，说是‘官中修营，占却园地，拆了屋舍’，范文正公当时就引用这条规定，要求官府立刻给予百姓补偿。

不过在补偿的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原本范文正公是要求官府赔地赔屋给百姓，但由于官府无空闲之地，于是又折价赔钱，可是，由于当地转运司也有相关规定，应该是赔地给百姓，但又无人告知转运司，官府无地可赔，可官府又根据此规，向百姓要回赔付的钱财。

范文正公得知此事后，责令官府立刻退还所有已经赔付的钱财，至此，此事才了。”

司马光听罢，欣喜之余，又是一拍大腿，懊恼道：“我怎将这些给忘了。虽无条例，但有判例啊！”

王安石、吕惠卿则是紧锁眉头，就连程昉都变得惶恐不安。

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

之前那些供词，只是道出程昉滥用民力，但无法令可循，但富弼拿出法规和判例。

输了呀！

张斐问道：“富公可还记得当初中书省这条规定？”

富弼点点头，背诵道：“陕西军州如有因修展城郭、仓库、草场、营房等，但系侵占人户地土去处，并令将系官空闲地，许人户请愿指射，官司给还。若无地土，即取索本主元买契，比类邻近地段买置价例，支还本钱。”

非常详细，先赔偿土地，并且户主指定的地段，不能拿荒郊野外的地段来赔，若无土地，必须以近邻地段的比价，以钱币偿还。

张斐又问道：“这条政令，是有写明陕西军州？”

富弼眼中闪过一抹赞色，点头道：“是的。”

张斐又问道：“富公所言真宗朝和仁宗朝时期的补偿例子，是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亲自下诏对民户进行赔偿吗？”

富弼点点头道：“是的。”

张斐问道：“富公认为，河北诸州应该遵循此例吗？”

“不能。”

富弼摇摇头道：“我举此三例，就是想证明一点，朝廷在这方面，其实并无明文律法。否则的话，又何须皇帝下诏，又何须中书令下达规定，且也只是指明陕西军州。”

这个两级反转，令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但回过头来一想，好像又很有道理，如果有法律规定，那还需要皇帝下令，依法行事就行。

尤其是范仲淹这个例子，指明是陕西军州，为得也是怕激起民怨，耽误战事，也就是说这不涉及其它地方，甚至可以说明，没有相关法律，要有的话，中书省何必多此一举。

王安石、吕惠卿、程昉是长出一口气。

吓死人了！

张斐又问道：“先帝尚且给予百姓赔偿，官府不应遵循其例吗？”

富弼道：“遵循固然没错，不遵循，圣上亦可治其罪，且下令补偿百姓，但张检控问得是司法，司法上确实是难以判定。”

张斐又问道：“难道司法上，是允许强征民屋的吗？”

富弼道：“《宋刑统》只是规定官员不得强取民屋民田，但如果是官府所为，并且有朝廷的政令，这就很难去问责。

不过事情当然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合理的，既然破坏他人房屋、田地，朝廷就应该给予补偿，此乃理所当然之事。”

张斐道：“既然是理所当然之事，为何没有相关法律？”

富弼思索一番，回答道：“依老拙之见，即便对此立法，可能情况也并不会得到太多改善，就如范文正公的例子，在陕西军州是有明文规定的，但这种情况仍旧发生，若不是遇到范文正公，且再三查访，只怕百姓也得不到赔偿。

因为之前是政法一体，执行政令者也就是执法令者，他拆屋民屋，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在违法。而且，也有可能真的会延误河防工事，甚至于战事。

如王提刑所言，那么大的工事，不出一点纰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因这些纰漏而临阵换帅，甚至导致河防工事停滞不前，损失将会更为惨重。

若有律法，但又无法得到执行，反而会损律法的权威。”

张斐道：“依富公之意，该由朝廷下令，补偿百姓？”

富弼道：“此非治本之法，上述三例，百姓所遇皆为明主贤臣，得到赔偿，乃是幸运，可在当时，其实还有很多百姓，是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的。”

这就是人治和法治一个重大区别。

是真宗，是仁宗，是范仲淹，下令赔偿百姓，而非是依法赔偿。

也许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但这就两回事。

如果真宗不赔，又能怎样？

张斐点点头，问道：“何谓治本之法？”

富弼思忖好一会儿，才缓缓道：“老拙认为其实方才问答，已经讲明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应该动工之前，制定出一份完善、周密的计划，这也是我朝祖宗之法所强调的。要拓宽多少河道，征召多少劳役，占用多少田地，拆除多少房屋，这些都应该写入在内。

同时应该制定出完善的律法，规范如何征召劳役，如何补偿百姓。以往政法不分，即便拟定相关律法，可能也难以执行，但如今有了公检法，老拙认为这是做到的。

此外，如果不写明这些，其实圣上和宰相也都不知道，此番工事具体需要多少耗费人力财力，待工事完成之后，可能结果亦非圣上所愿，如果早知道需要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可能朝廷又会另外考虑。”

赵顼听得眼泪都在打转，确实，确实应该这么做。

现在这事就是搞得他骑虎难下。

但是孟乾生等官员，听到这里，不免是恼羞成怒，这富弼明显就是在跟张斐打配合。

估计又得借此事，在河北地区推广公检法。

如果公检法是带着赔偿去的，河北百姓肯定又是举双手双脚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