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诏旨并不客观,也先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有恢复蒙元之意,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却不是诏旨所说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冲突。但说实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历史精通。诏旨避重就轻的定调,他们也听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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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诏旨中回顾了“俺答封贡”之后的汉蒙关系:“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躏,免生灵之荼毒......”并分析了双方互市的必然性:
“尔等散处沙漠草原,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汉人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绝贡闭市,唯有抢掠而已。”
“......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达延汗后,每入寇时,大辈十万,中辈万余,少者数千。然则所获几何?人马却多有杀伤。朝廷兵强马壮时,如前年图们汗与昆都力哈等,种类绝矣。”
众虏听到“种类绝矣”几个字,又齐齐颤抖了一下:察哈尔部势力何其大也,乃元顺帝之后最强大黄金家族达延汗长子一系所掌,号称中央万户。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部都以图们汗为尊。虽然各部不能为图们汗拼命,但壮壮声势完全够用——控弦之士相加超过五万。
然而,此前的战争对大明来说,却乏善可陈。曼谷歹战法在万历十四型火枪面前就是个笑话。卷上蒙古包迁徙也没用,汉人用四轮马车带着士兵给养,运动速度比部落迁徙快不说,还能利用马车形成车阵。
时代变了!与明军对战后逃得性命的蒙古兵们都说,他们最大的感受是明军士气极其高涨,求战欲望极其强烈,与百余年来汉人孱弱之状完全相异。
四十二年前的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率五万骑长驱而入,大掠山西,“破卫十,破州县三十八,杀掠二十余万人。”嘉靖二十九年,赫赫有名的“庚戊之变”,俺答汗围困京师,沿途明军“不敢发一矢”,“所残掠人畜二百余万”。
当时的蒙古人用歌词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历史:“神采奕奕的阿勒坦汗帅三万户出征,/包围汉地苏布尔噶图城直抵卜隆吉尔河,/酩酊大醉之汉人自行前来投诚,/使其鱼贯而走,妇幼乘车而行。解归时俘虏之先头抵达乌兰木伦,/而其后尾尚未离开长城。”
一直到“俺答封贡”时,漠南蒙古人也自认为蒙古兵一个能打汉兵五个。俺答汗为了保住“俺答封贡”政治成果,与诸部定下十三条规约,事无巨细——主要内容就是约束蒙古人不得在互市时欺负汉人。
然而,一切都变了。此时端坐在御座之上,被他们称为“天可汗”的皇帝,仅仅用了七、八年时间,就把九边兵马都变成了杀戮的机器,他们红着眼睛,目露凶光,等待着边墙外的部落犯下致命的错误——如同图们汗与昆都力哈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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