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仅仅攻击陈恪“与民争利”、“败坏海防”，而是开始含沙射影地抨击“朝廷政令失当”、“圣听被蔽”，甚至将东南近日一些天灾人祸也牵强附会，归咎于“开海惹怒海神”，暗讽皇帝失德。

更令人心烦的是，接连有官员上演“死谏”戏码，披麻戴孝跪宫门，哭声震天，引得京城舆论哗然。

虽被东厂驱散，但那“忠臣泣血”、“君王昏聩”的悲情叙事，却如同污浊的黏液，粘滞在空气里，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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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是何等骄傲且精于算计之人？他深知，这已非单纯针对陈恪，而是借题发挥，试图用舆论和道德压力逼他这位皇帝就范，迫使他收回成命，否定自己的决策。

这触碰了他的逆鳞。

然而，若他继续强硬镇压，固然能暂时压服，却难免坐实“暴戾拒谏”之名，这绝非明君所为。

若妥协退让，则前功尽弃，开海大业夭折，他励精图治的中兴之梦也将破碎。

就在这僵持之际，一个绝妙的“金蝉脱壳”之计，在嘉靖心中酝酿成熟。

他一道旨意，以“朕躬微恙，需静养修玄”为由，宣布由裕王朱载坖暂代监国，日常政务由内阁会同司礼监处理，遇大事呈报裕王，再由裕王转奏静养的皇帝裁决。

同时，他暗中调整了权力平衡。

让支持开海的高拱在兵部稳住阵脚，让徐阶的清流与残余严党势力在朝中继续缠斗；内廷则让冯保与陈洪互相制衡；更密令陆炳的锦衣卫牢牢监控京城动向，确保大局不乱。

表面看来，皇帝退居幕后，裕王走上前台。

然而，这“监国”实则是个空架子。

裕王性格仁弱，并无实权，真正的大事决断权仍牢牢握在嘉靖手中，只是传递链条变长了，且嘉靖隐匿了行踪。

而嘉靖自己，则在一支精锐无比的便衣侍卫的严密护卫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一路轻车简从，南下直抵上海港。

他此行的目的，极其高明。

当反对派火力最旺时，皇帝突然“消失”了。

他们攻击陈恪，本质是想逼皇帝表态。

如今皇帝“病”了，不理朝政了，你们还吵什么？吵给谁看？

继续闹，就是逼宫裕王，性质完全不同。

瞬间，朝堂风向被迫改变，从“臣子逼君王”变成了“臣子内部斗争”。

皇帝不在，支持开海的高拱、胡宗宪等人，与反对开海的徐阶、以及其背后的势力，不得不直接面对面较量。

嘉靖乐得坐山观虎斗，让他们在臣子的层面上消耗。

无论谁胜谁负，最终裁决权仍在他手。

而开海政策，因皇帝的静养而处于一种悬置但已事实推进的状态，反对派难以从根本上推翻。

亲临上海港，嘉靖能最直观地看到开海的成果，感受港口的活力，评估陈恪的真实能力与忠诚。

这远比在深宫中看奏疏来得真切。

他此行，既是督战，也是验货。

嘉靖的目光重新落到略显局促的陈恪身上，缓缓开口，打破了看台上的寂静：

“陈卿，你这上海港，倒是比朕想象中……还要热闹几分啊。”

嘉靖帝的问话，语气平淡。

他迅速收敛心神，起身离座，躬身肃容，声音沉稳而诚挚：

“回陛下，上海港能有今日雏形，盛会能得此盛况，皆赖陛下圣心独断，信臣用臣，为臣抵挡朝堂风雨。若无陛下支持，纵有万般蓝图，亦不过是空中楼阁，寸步难行。”

这话并非全然谄媚。在此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任何触及根本的变革，若无最高统治者的默许乃至推动，确是痴人说梦。

陈恪深知，自己今日能在此地挥洒方遒，根源确系于御座之上这位帝王难以揣测的决断。

嘉靖帝闻言，嘴角几不可察地微微牵动一下，未置可否，目光依旧俯瞰着台下绚烂灯火与涌动人群，仿佛随口问道：“朕此番前来，陈卿似颇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