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时代初期，随着大规模战争和动乱的结束，使得承平的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在一个世纪内几乎增长了一倍。在享保十一年（1726年），根据幕府粗略统计，人口规模达到2690多万，在整个东方世界仅次于秦齐两国，堪为地区大国。

庞大的人口规模，虽然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整体实力，但却激化了渐趋紧张的人地矛盾，频频发生国内饥荒。

且不说发生于延宝三年(1675年)的饥馑惨事--是时，饥荒爆发又恰值齐日战争进行，作为日本“天下的厨房”大坂被齐军攻占，更是造成了整个京畿和关东地区粮食转运的停滞，加大了当年灾荒程度--就是在最近四十年间，几乎每隔五到八年，日本国内都会爆发一场波及范围甚广的饥荒。

气候异常、干旱、少雨、台风，以及大量粮食出口，都会给两千多万日本民众带来深重的粮食危机，进而引发一场饥荒。

囿于贸易形势的持续恶化，以及持续性的贸易逆差，造成日本诸藩普遍财政困难，这就使得绝大多数藩都要向大坂商人大量借钱，因此，为了还钱和支付利息不得不向大坂运送大米（在日本，禄米也是一种货币）。这种忽视藩内粮食需求，强行将大米输出的行为，也多次引发了人为的饥荒灾难。

每临灾荒时节，位于东北地区的秋田藩、盛冈藩、仙台藩等地饥民认为，只要去盛产鲱鱼的明国安定府（今日本东北部的陆奥地区）或者云州就能避免饿死，于是乞求搭便船或者私下偷渡的人数众多，还有人为了追逐帆影而溺海身亡，更有饥民在山间道路逃奔北明地界时，被藩内武士追之毙杀，或者被带回施以严厉惩罚。

而位于横关北边的长州藩、福山藩、广岛藩在发生饥荒时，藩内饥民便会越过茫茫山岭，向齐国的领地逃奔，以乞活命。

这些逃至横关的日本饥民和难民除了部分被齐国移民船转运至遥远的殷洲或者寒冷而荒凉的北岭半岛（勘察加半岛）、凛州极地（今阿拉斯加）外，剩下的则在横关与长州藩交接地区临时寄居，并搭建了星罗棋布的木屋和窝棚，逐渐形成一处特殊的聚居区，被称为扶桑城。

“这里差不多聚集了四万多的日本难民，暂时编为八十多个屯殖队，主要管理人员皆从难民中选出，实施简单的自治。这几十年来，政府组织他们陆续在周边谷地和山坡开垦了五六万亩耕地，以应难民所需。当然，这点土地产出，肯定无法养活如此多的难民。为此，我横关总督区不得不从朝鲜和云州弄来大量粮食，给予他们一些食物补贴，使其得以乞活。”

李延良与横关总督樊昌臣站在一处山岭上，俯瞰远处的那座扶桑城，密密麻麻的窝棚和简陋木板房，杂乱无序地排布在整個山谷之中。

此时，正值午后时分，可能大部分难民正在政府人员的组织下于野外田地中劳作，或者被带往某处工地建房、修路，使得整个扶桑城显得比较安静。

一些老人靠坐在破败的房屋前，似乎非常享受煦暖阳光的照射，从而感受生命的存在，对不断嗡嗡袭扰的苍蝇，也丝毫不在意。

一群又一群的日本孩童，赤着脚，身上只着片缕衣裳，或者直接光着身子，在一片片密如织网的居民区里追逐嬉戏。

很明显，这些人并不在横关殖民政府的籍册之内，属于完全被忽略的一群人。地方政府之所以未曾将其驱逐，而是这般好死不活地圈养着，多半也是为了增加地方低端劳力，同时也能应付移民部和海外领地的人口需求。

至于是否要为他们改善一下生活环境，恐怕根本不在殖民政府的计划之内。

对于他们而言，花这笔钱是非常不值当的，还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横关主城的建设，或者积极改善一番道路和码头也好。

要不然，也可以将“多余”的钱私下里分了，充裕一下各自的荷包。

这些得不到任何政府帮助的难民便在这片空地上，用木头、石块、草泥以及废旧木板搭建了一栋又一栋的窝棚。后来，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又将这些简陋的窝棚加盖一两层，并向周边扩展，慢慢的这些房子又连城一片，最终形成如今扶桑城的模样。

说白了，这就是一片巨大寮屋区，或者说叫难民营、贫民窟。

正是因为扶桑城人口多、环境差、人员复杂，这里便成为横关城重点警戒之所，警备司令部特意在附近部署了一个连的陆军和两个连的驻防军，并辅以大量警察，以弹压各种可能爆发的暴力事件。

十天前，李延良与离任的曹征甲做简单交接后，便正式履职横关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团第一营主官。但在随后日子里，便被横关各个殖民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巨商富贾轮流邀约饮宴，几无分身之机。

皇室背景、永隆陛下昔日侍从武官兼亲密好友，还上过战场，立过战功，更关键的是还这么年轻。

这位新任警备副司令可谓是前程远大，妥妥的帝国未来之星。

要是不趁机与其搞好关系，提前进行一番感情投资，那就太没政治眼光了！

李延良从军校毕业也有九年了，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幼稚，也多了几分政治成熟，自然不会贸然推拒那些官员和同僚的饮宴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