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什子蒸汽机、大铁牛，不过栽于人的利器而已，小道矣。

传统儒家强调人的内省，要征服的是“心”而非“物”。

纵观历史来看，中国儒家文明崇尚中道与中和，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资源无疑是一种启示。

齐国所宣扬的所谓工业精神，或者工业文明，并不值得夸耀和引进，只不过是他们为谋求征服洪荒、战胜野蛮、行霸道之举所带来的一个“附属品”，是给华夏文明引来的一个“扭曲”现实问题。

在大秦太后摄政那些年，辟松江、登莱两地为“经济革新区”，还列为朝廷直隶府，施以不同于大秦经济和治理方法，引进齐国各类工业生产制造，鼓励工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

然数十年过后，随着太后退出权力中枢，还政于乾元帝，在没有了最高执政者的支持和扶保，上述两地建立的数百上千家私人工场和作坊，也慢慢萎靡和凋零，甚至不少工场沦为官商的附属。

有的工场缺乏资金和管理手段，经营每况愈下；有的则因为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而难以为继；还有的则被朝廷强行入股，搞成了官商合办，或者改为官督商办。

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使得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

自宋以降，不论是前明，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乃至现在的大秦，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或参与其中），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达成一种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

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

儒家道德，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历朝历代可以崩溃，可以灭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

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

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

太后摄政期间，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新学”士子为师，广招稚龄孩童，然推行不过七八年，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或者出来做童工），最后消散于无形。

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齐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儒家文化）远逊于我大秦，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火枪、铁路、机器，诸般事务，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此诚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权力体制下，大秦境内一些引进了先进机器和设备的工厂，因为传统的思想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投入产出相较于齐国投资设立的工厂，皆大为不如。

非秦人不艰，实无形之手桎梏矣。

技术源自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即把许多旧技术整合成一个新技术，从而产生“1+1>2”的效果。

对于齐国这种一直都在为人力短缺而苦恼的新生国家，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哪一种机器，而是发明了一种观念，即以最节约人力——当然，后面逐步转变为节约成本--的方式产生最大生产效益。

后世曾有学者言，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秦国，许多“有用”的科学沦为小道，效率极高的机器成为附庸，因为人“又多又便宜”，机器在某些时候，会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下。

这个时期，在秦国境内，在有识之士的主导下，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和新机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