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我始终无法集中精神，最后盯着那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照片出了会儿神，这是一枚玉瑗的特写，据说是我一位未曾谋面的师兄二十年前拍的，非常的专业，连内侧阴刻的纹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枚玉瑗的出土和我这位师兄乃至老于本人都有着莫大的联系，因为当时正是他们师生主持了那次抢救性发掘。

当然，对于其中的细节我不得而知，只听说后来出了事，他们两个也相继离开了考古队隶属的研究所，没多久老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从一味舍”，直至它慢慢发展、壮大至今，至于那位师兄十几年前就已经音讯全无了。

或许这就是老于这么多年来依然执着于研究它的原因，只是最近他好像渐渐放下了这件心事，不然也不会把这个难题扔给我，不过等我看完资料我才发现这个难题并非出自玉瑗本身，而是它背后隐藏的问题。

首先，就器型、纹饰和技艺特征来看，这枚玉瑗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可它本身的断代只到唐代，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是一枚唐仿古玉瑗，甚至存在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高古玉瑗原件。

其次，这枚玉瑗并非出土于唐墓，而是一座民国墓，如果它原本是一件明器，那就意味着它曾经被盗过，那么它的原主人会是谁？

关于这枚玉瑗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疑点，经过研究对比它上面的纹饰出现在了另一批文物上，而后者全部出土于上个世纪末在凤月顶发现的“仓古文化遗址”，怪就怪在这个仓古文明活跃的时期和夏朝相当，两者之间的跨度将近千年，它和玉瑗原件之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对此我毫无头绪，和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文物一样，也许这枚玉瑗身上的种种疑团最终也会成为无解之谜，除非随着其他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能出现更多有价值的、和它有关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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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胡思乱想，一阵脚步声突然从走廊传来，听人数还不是一两个，没一会儿我房间的门就被人敲响了，我原本以为是游瑾他们跟着方遂宁上了楼，结果打开一开，门外居然站着几张生面孔。

其中一人穿着接待处的文化衫，应该是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她看了看我，有些欲言又止，倒是旁边的年轻人很不客气地开口：“这个房间是我专门留给江小姐的，你去别的地方住吧。”

我猜他口中的江小姐是这几人中另外那名年轻女性，因为她的打扮很时髦，别说古朴的过龙村，就是跟这颇具现代气息的招待所也是格格不入，估计和方遂宁一样是被拉来的“冤大头”。

不过听了他的话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求之不得，转身就想进房间收拾东西，结果刚走到书桌前，那位打扮时髦的江小姐忽然说话了：“你这台笔记本我买了，开个价吧。”

我被她这句霸道总裁式发言雷得不轻，对她的印象也由“一掷千金的投资人”降低到了四个字——“脑子有病”，所以我压根没有理她，谁知等我拿着东西走到门口，剩下那两个一直没有开口的瘦高个儿毫无征兆地出手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他们按倒在地。

见状，那年轻人也不由分说地扑过来抢我手里的笔记本，尽管当时我摔得不轻，但还是本能地还击了一下，对方始终没有得逞，就在我担心他们会不会一拥而上的时候，又有人上楼了，这次终于是个“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