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他新得到的记忆中，这四次衰退被追溯到他的先祖派遣人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时，日本财团的主要银行遭受重创，运营环境逐渐恶化，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务，利润下滑，坏账总量一度达到73万亿日元。

这四次经济萧条大致每十年发生一次，既是对经济自然周期的响应，也是国际力量对抗的结果。日本的经济发展并不平坦，充满竞争与争斗，激烈程度堪比战争。

以商贸立国、制造立国为目标的国家政策，在现实中主要体现为‘商权’的竞争。‘商权’的竞争涵盖了从资源开采到市场销售整个价值链的每个环节。

日本财团的核心机构——综合商社，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服务、人才流动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功能，事实上充当了财团甚至日本社会内部经济的总体协调员。

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总是综合商社先开疆拓土，旨在开辟贸易路径、掌控‘商权’，为制造企业的进入铺设道路。

比如，日本最知名的综合商社之一的田井物产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总共投入了大约4亿美元，参与投资的企业多达152家，但其在中国业务量占全球的比例仅为8%左右。

对像田井物产这样的大型企业而言，4亿美元虽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相对于其带动的整体效应而言，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实际上

尽管组建联盟不一定能直接减轻坏账或增强资本充足率，但它能通过优化结构、精简化组织、整合服务以及策略调整等方式实现成本节约，从而使银行整体规模得以扩大，更能应对坏账挑战。重组后的金融机构将更易于实现股权流动，从保护性的合作竞争向开放式市场竞争转变。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需求（原表述中提到的“中国特需”）带来的推动力，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本的企业界尤其是大财阀的成员，在全球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表面上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实质上增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渗透乃至掌控能力。伴随国内经济环境好转，大企业的业绩增长也为银行处理信贷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稳固并提升了日本在全球债权国的地位。同时，其海外市场扩张策略使其更加接近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金融大国。

借助财阀体系的强大支撑，多家日企不仅抵御住了前些年的全球经济动荡，反而在某些关键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在21世纪初通过技术创新（主要是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确保了长久的竞争优势。通过跨国运作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日企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也加强了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消费电子及汽车制造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信息技术领域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向知识产权保护，日本逐渐调整了其经济增长模式，强调知识资本对于国家发展的驱动作用，逐步转变为依靠知识产权的国家策略。这一变化伴随了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措施，比如大银行之间的合并重组以及综合性贸易公司的战略转型，这些都体现了对国际资源和供应链掌控力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