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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藩属国很多，在理藩院中所登记的远远超过了汉朝，当然，远远不如商周这种封建制度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制度混乱，等级混乱，大致上能分成几类，但是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就渐渐说不清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大唐第一批藩属国是当初贞观初年的时候，打败冬突厥后，有许多国家给李世民上天可汗的尊号。

这一批藩属国的性质就很难界定，既然用了天可汗的称号，按理说，是应该视作外藩的，也被私下称之为胡藩，但其实这一批藩属国中，身份是很不一样的，西燕国、高昌国都是正儿八经的汉人国度。

没错，甚至不用放宽到诸夏国度，这两个国家，国主就是正儿八经的汉人后裔，整个国中都是汉文化，从血统到文化都相当的纯正，但这也是天可汗体系的国家，就很难评。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一点模糊了，等到大唐迅猛的扩张，六大王国制度的提出，西南诸公的分封，以及岭南诸公的分封，就彻底乱了，理藩院现在就连外藩和内藩都分不清了。

在邦周的时候，封在王畿中的畿内诸侯，是内藩，封在王畿之外的诸侯，是外藩。

但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那很多部落藩属国，比如安东大都护府麾下的诸藩属国，就变成了内藩，而秦国、燕国、齐国，这正儿八经的太宗诸子国，反而成了外藩。

这岂不是倒反天罡吗？

天子也不愿意，外藩岂不是意味着有独立的法理，这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

还有那些公爵国的归属，理论上由天子授予金册，但他们在当地，要和当地的土著交流，还要和六大王国的王交流，于是国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在的王公之国，可以说是一团乱糟糟，理藩院每次下旨都要发好几封，叠床架屋，不外如是。

武曌和洛君薇着重于内政，也就是州县的发展，还有府兵的改革，对于这些对外的机构，主打的就是一个，还能运转，那就不要去动。

从李治去世后，武曌并没有什么非要和西域、漠北争雄的心思，她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科举制度的铺设，对士族的打击，以及厘清财政等方面。

所以任由这些王公之国自行发展，只要按时纳贡即可，在这种强干不弱枝的指导思想下，中央朝廷的实力很是强盛，但整个藩属国体系就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碰的机器。

天后立了一个皇太女，未来大唐要迎接一个女天子，这件事传到不同的诸侯耳中，反应自然是不一样的。

燕王和秦王的反应就不同，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个则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做出什么错事，但究其根本，对于皇太女，二人都不反对，并没有什么想要借此来额外发挥的想法。

其他诸侯大多数都如同秦王一样，对于皇帝逊位，皇太女被册封，只是惊讶了一下，而后就各做各的，无论是谁在天子位上，和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真正心情复杂的人，是李显和李贤。

太平的两个兄长，本该在这场李旦逊位的风波中，得利的两个人。

李贤还好一点，他早就在许多年前，就失去了继承皇帝位的资格，这么多年下来，在蓬莱岛上，努力建设他的卫国，他在卫国中，按照长安城的模样修建了宫城，整个蓬莱岛几乎都按照他的想法去建立。

待在蓬莱岛上，就像是待在中原一样，再加上蓬莱距离中原近，大批大批的汉人进入蓬莱，现在就算是让他去中原其他地方就藩，他也不愿意了。

既然做不了天子，那他就在蓬莱岛上慢慢发展。

真正急火攻心的是李显，在武曌的四个儿子中，李弘和李贤都是有能力的，只不过一个身体不好，一个性情太过急躁，容易听信谣言，结果导致母子成仇。

剩下的李显和李旦都没有什么能力，但李旦是个好人，而且很有自知之明，也不贪恋权势，所以能够果断的让出皇帝位。

但李显就不是如此了，他属于没有什么能力，但不自知，而是认为自己很聪明，然后经常搞出一些让武曌啼笑皆非的事来，政治手段之拙劣，连十几岁的武曌都不如。

李显这个人还刻薄寡恩，这本来不算是特别差的缺点，但没能力掌控局势的人，还刻薄寡恩，那可真是既不能控制人，又不能得人心。

所以当初武曌直接就把李显排除掉了。

李显当时就破防了，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如果他不是武曌的亲儿子，现在就已经踏进黄泉了。

所以在李旦退位后，武曌对李贤都没有评价，却说李显“魏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可想而知武曌对李显的厌恶了。

李显得知太平公主被封为皇太女后，直接气的吐血，在临昏迷前，他颇为不甘的问左右道：“本王难道还不如太平一介女流吗？

难道太平是堪比母后的天骄吗？

本王不服！

母后偏颇太平甚矣。”

说罢便直接昏迷过去，言语流出，成为坊间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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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唐帝国的分封政策在高宗天后年间的发展，笔者认为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野蛮生长”。

帝国内部复杂又波云诡异的权力争斗，以及天后武曌“重内轻外、强干筑基”的执政思想，使大唐朝廷着重于解决帝国内部的问题，并没有对整个开拓分封进行整体的规划，这从仅仅只有一次的会盟中可以看出。

在高宗天后的执政期间，朝廷发布的劝课农桑相关诏令高达七十三封，发布的整顿吏治的诏令高达五十四封，但有关于对外指导的诏令，只有五封，这种数量上的绝对差距，证明了中央朝廷的偏向。

后来的史实证明，天后武曌在这一阶段所实施的政令，使帝国内部本该增长的矛盾大幅度降低，帝国运转的效率有了显著恢复，为后来的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帝国兴衰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