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1942年国庆，逃脱维希控制的官兵已有两千多人，假设每10个自由法国支持者当中就会有一个人选择偷渡并且成功逃脱（考虑到维希政权严格控制对外交通，这个比例已经高得离谱了），那么“停战军”中至少有两万人会在自由法国军队登陆后第一时间倒戈。此外，还会有至少三倍于此的军人在做象征性抵抗后加入自由法国。

而这个估计其实远比现实情况要保守，据二局和国内抵抗组织的调查，维希政府和军队的中下层管理完全出于糜烂的状态：贝当完全没法让一个正在蒙受德国强暴的民族相信法兰西民族的敌人是英国，而戴高乐是法国的叛徒。

但是在上层，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德国的烧杀抢掠影响不到这群大资本家和大贵族们，40年国耻以来，他们马照跑舞照跳，吃的好喝的好。侵略者也愿意和这群人合作，营造出一种第三帝国治下法国歌舞升平的假象。

其次，德国在法国的军事存在反而成为了大资本和大贵族加紧掠夺工人和小资本的武力后盾。他们借助德军的威慑，用停战军把工农变成了拴在岗位上的奴隶，又用通货膨胀抢光了中产家庭口袋里的最后一个子儿。借助第三帝国的腐败，德国每掠夺100法郎的物资，这群人就能得到20法郎的分润。

因此，干足了亏心事的维希法国统治阶层自然唯恐自由法国反攻本土，和法共、法社这些左翼政党联手，让那些怒焰滔天的劳动者起来把他们吊路灯。

而由于法国人惯有的对权威的服从，很难说下层的士兵会不会昧着良心服从命令向自由法国军队开火。自由法国只能保证在北非维希军队瓦解之后，这些士兵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抗战事业。

戴高乐颇为赞同德内尔的分析，但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很多维希的高级将领其实很看不惯贝当的所作所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也将我视为逃兵和人渣。”

“这是为啥？”德内尔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是抵抗战士，是民族英雄，那么他们这些效忠维希政权的人岂不成了卖国贼？”戴高乐嘲讽地摊开手，“所以我必须是逃兵，是人渣，是对大元帅提携忘恩负义的杂种。”

“这样的糊涂蛋很多吗？”

“很多，你的老上级就是一个。”

“哪个老上级？”

戴高乐转身打开保险柜，从上面抽出一份报告递给德内尔：“第七军团司令官，亨利·吉罗。”

“不算意料之外。”德内尔一边翻看报告，一边向戴高乐吐槽，“40年的时候我就被他指着鼻子骂过‘不忠诚’，就因为我当时是你的支持者。”

“看来你还没习惯这种非议，居然记得这么清楚。”戴高乐吐槽道，“你看我，都想不起来谁骂过我，只能大体记得谁没骂过我。”

“支持亨利·吉罗的人还真不少，但几乎全是军衔在校官以上的军官，尉官以下的几乎没有。他们这群家伙，都快把吉罗将军吹捧成救世主了。”德内尔苦笑一声，将报告递了回去，“吉罗将军指挥能力倒是没的说，肯定比咱们都强，做我们的陆军司令绰绰有余，但是在政治上，他真是一等一的傻瓜。”

“美国人一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