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张璪是自作自受。

韩绛致仕后，他就忽然上书告病。

扯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话里话外，却都是在说，元丰八年的时候，他有定储拥立之功，国家不该忘记他云云……

纯属利令智昏！

正如赵煦所言，太急了！

他哪怕等个几个月再告病，都堂宰执们都不会对他下这么狠的手。

偏他急躁，于是就得罪了一大堆人。

其中，最不爽的，自然就是当朝的首相吕公著了。

而吕公著什么人？

政坛老人，从熙宁、元丰时代走过来，历经无数波云诡谲，却依旧屹立不倒的不倒翁。

他能被张璪拿捏？威胁了？

开玩笑！

你不是自称有病，身体不好吗？

好！

朝廷给你升官加爵！

快说多谢吕左揆！

升正议大夫只是个幌子，真正的杀招在于加宫祠官。

宫祠官在大宋政坛，自来只有两个用途。

授给亲贵勋臣、致仕元老的时候，代表着朝廷恩典和皇帝宠幸（能多拿一份俸禄！）。

但，在授给在任文臣的时候，味道就变了。

因为宫祠官有一个特点——不任事！

这个特点在大宋很棒！

完全就是给异见者们量身定做的枷锁。

正所谓‘罢之则伤恩，养之则玩政’，而宫祠官刚好可以规避这些缺点。

有了宫祠官系统，朝廷就可以合理合法合情，而不失体面的，让一些重臣靠边站，将其慢慢边缘化。

你不是牛逼吗？

那就去侍奉三清道祖、五岳帝君吧！

自然，张璪既授宫祠官，那么其判真定府的职事自不能再履行了。

按照惯例，他在真定府的权力，将由通判接掌。

至于他本人？

好好养病吧！

运气好，过几个月或许能调到东南的富裕州去当寓公。

但在政治很显然。

除非出现奇迹，不然张璪的政治生涯算是完蛋了。

打发走冯景，石得一就出现在了赵煦身边，他低声禀报着：“大家，探事司刚来报，言是故御史中丞、枢密直学士舒亶，方才回京了……街道司的贾种民，亲自在州桥下将之接到了朝集院……”

“舒亶吗？”赵煦微微抿了一下嘴唇：“真巧！”

刚刚打发走一个期货死人，就回来了一个本已经在政治上被宣判死刑的人。

“听说舒亶在堆垛场的码头上，见到了苏辙出知陈州，友人送行的场面，便询问了码头伙计有关情况……”石得一继续汇报着。

赵煦眯起眼睛来，坐直身体，问道：“他怎么说？”

舒亶，赵煦的父皇贬废的，如今又蒙太皇太后恩典起复。

所以，这个人的忠诚度，在赵煦眼中是可疑的。

得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心怀怨言？又是否对先帝有着怨念？

石得一摇头奏道：“据说舒亶未发一言，只是问了些叶康直案的缘由……”

说着，他就简要的和赵煦汇报了一下，探事司通过种种手段，从那伙计以及其他人嘴里探查到的内容——这很简单，请这些人喝酒吃肉。

二两马尿一下肚，什么事情都能被引导着说出来。

赵煦听完，微笑起来。

自他即位开始，他就一直在逐渐的通过各种办法，悄咪咪的给他的父皇涂脂抹粉。

从去年开始，随着汴京新报的影响力扩大。

他就更是肆无忌惮的指使着童贯，给他父皇写各种洗白小作文。

主要风格，可以参考知音、读者上，对于欧美当政者的美化、粉饰。

当然，不可避免的进行了符合大宋人文与社会的改编。

但基本风格没变！

主打的就是一个亲民！

于是，在赵煦这两年的粉饰下，他的父皇，大宋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的名声与形象，如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过去舆论中毁誉参半的‘变法之主’、‘专断独行之君’，慢慢的向着一个想要有所作为，勤政爱民，关爱底层人民生活，但造化弄人，命运多舛的‘圣主’、‘明君’转变。

这种带着一定悲情色彩的君王形象，很好的贴近了底层人民的幻想。

在精神上，给与了人民慰籍。

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过去赵官家们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官家是好的，坏的都是下面的贪官污吏！

至于你要问，这才过去两年多，怎么汴京人就这么健忘？

但事实就是如此。

无论什么时代，群众总是健忘的。

便是在现代，媒体也能很轻易的发动岁月史书，篡改群众的记忆，倒果为因，甚至无中生有。

何况是在中古的大宋，这个新闻学刚刚萌芽的时代呢？

而赵煦给他父皇编排的那些小作文的意识形态，本身无比贴近汴京社会的需求！

就像那篇‘风能进、雨能进，而吾不能进’的小作文。

对于汴京人来说，简直就是醍醐灌顶的当头一棒。

这一棒子敲下去，就算是聪明人，也会被敲傻，也会认定这定是‘先帝圣哲故事’。

没办法！

作为一个以手工业为主的商业城市，汴京城的市民文化非常发达，百姓对个人私人财产的重视，也远超如今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与地区。

开封府每年最多的官司，就是争产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