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什么请托、徇私一类的指责和非议，在张方平的仕途履历上，也是数都数不过来。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常态了。

除了少数人。

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经济问题上都不干净。

尤其是曾经管过经济、财政的大臣！

就没一个干净的！

如今还算好的，经过范仲淹的古文复兴运动，士大夫们的节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读书人多了，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和牵制力也随之加强。

换过去，哪怕当朝宰相，在经济上的吃相，也是难看的很！

为了娶一个富婆，两个宰相能打的头破血流（向敏中、张齐贤）

为了廉价霸占他人祖产，于是收买人家的乳母，诱骗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典卖宅邸的契书上签押（程琳）。

最典型的，则是大文豪欧阳修。

因为程琳家给了天价润笔费——五千匹帛。

于是昧着良心，给程琳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上隐去其恶，极力称赞其为官政绩。

因欧阳修背书的缘故，程琳这个昔年的大贪官，如今的名声居然很不错！

于是，哪怕是欧阳修的学生、门生，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对。

只能是为尊者讳，含糊的记下：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不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匹。

赵煦在现代留过学，看过无数史料。

上上辈子，更曾君临天下十余年，哪里不知道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个两个三个，在评论、抨击别人的时候，都是大义凛然，仿佛正义化身。

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蝇营狗苟，想方设法的捞钱。

一个个在家乡，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园。

不信的话，可以去洛阳看看。

看看那一个个旧党元老、宰执所营建的奢华园林。

赵煦看着静悄悄的殿上，叹道：“祖宗之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中书舍人本职，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纳文字，草制词头！”

“虽有‘事有不当’或‘除授不妥’等条件，可封驳词头……”

“但是……什么时候，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风闻某某为官如何’，就拒绝草制词头了？”

“此御史之职也！”

“若中书舍人，从御史之职，御史又该做什么？”

苏辙、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挨打。

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颔首点头。

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骂得好！”

为什么？

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

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

就像李定李资深，直接下狱论罪，然后快速审理，迅速落锤。

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就这样被打落云端，贬去了英州，最终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