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加重权威，他每天都要亲自批阅奏章。奏章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各部院以本衙门的名义，呈送的‘题本’，上面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另一种则是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上面呈奏的事项，十有*是本职之外的。比如夺情事件中，上疏的吴中行和赵永贤是翰林官，艾穆和沈思孝乃刑部司法官员，邹元标更是通政司的观政，这些人上的就是‘奏本’。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

而且按照规矩，如果认为事态紧急，或者奏本会被通政司扣下，呈奏者可以自己送到午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然后直送御前。因此奏本的内容，在皇帝看到，并送内阁票拟之前，百官是无从知悉的。所以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

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奸，沈炼弹劾严嵩，海瑞的《治安疏》，乃至吴中行等人的奏疏，无一例外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皇帝不能直接在奏本上批示，而是要在内阁出票之后，再酌情照票批红，但是万历还是很认真的阅看这类奏本。因为他坚信，偌大一个大明朝，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平人、不平事找出来，亮明了。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火眼如炬、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要给内阁找麻烦！

准确说，是找沈默的麻烦。

皇帝的思路很清晰，他知道沈默经营二十年，党羽门徒遍布两京十三省，有道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他就不信这么多沈党中人，就都那么省心，没有一个给沈默招风惹雨的。

熟读《二十一史》的万历皇帝坚信，这一招是无坚不摧的。就算北宋那群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不也是被这样击破的么？

当初庆历新政推行起来，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君子党完全掌握了朝政，这让守旧的反对派十分恼火，想把他们赶出京城。然而范仲淹这伙人的名声太好了，就连仁宗皇帝也动不得他们。但反对派还是找到了机会——那年中秋，主管进奏院的苏舜卿与本衙属官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则由苏舜卿贴补。但在宋朝，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只是这种小事，没有人会在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然而反对派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反复上奏，加之本身也对君子结党、威胁君权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范仲淹和富弼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转眼间，守旧派卷土重来，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皇帝重新树立起权威……

就这么一件小事，便能使范文正的集团土崩瓦解。就不信沈默的党羽，能比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梅尧臣们的道德操守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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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还能有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