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就会感到一种精神的焦虑。

总之，正因为他们都不是一味的追求权力，而忽略掉义务的人。

真才会让他们在共处中，越来越投缘、信任、理解，惺惺相惜。

他们才能用极富人性化的处事方式，把“PC”服装的在华业务高效地发展起来，蒸蒸日上。

但很可惜的是，这些本来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一直奉行的理念和基础。

在“运动”之前，我们的国企其实非常讲究权力与义务并重，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不错。

可现实就是这么讽刺，经历过十年之后。

大部分国营企业，从上到下却几乎已经丧失了这种信念。

尽管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普遍具有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

但到了八十年代，却真的没有多少人再张嘴说过，类似于“我得对得起国家给我的这份工资”这样的话了。

而这也就导致了大批企业无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败。

哪怕是再优秀的企业，也是如此。

就比如重文区的玉器厂吧。

作为在全国评比中获得奖项最多的玉器生产基地。

作为曾拥有十五位全国级别的工艺大师，连续八届荣获国家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创作出大批堪称国宝级的玉雕珍品的企业。

又能怎样呢？

当下如果有谁能认真去了解一下厂里的实际情况，恐怕一定会感到相当失望的。

因为现阶段的玉器厂干部，习惯于老老实实是按上头精神办事，习惯于服从，而不习惯与负责。

最终仅仅保留了厂区够大，大门气派，生产设备齐全，这些表面化的大厂特征。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干部、老工人的退休，长期以来依靠统购统销政策护佑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

玉器厂彻底成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吃老底子的“富二代”。

可以说整个厂子，旧日精益求精，奋斗创新的精神却已经丢得七七八八了。

甚至积极进取的心气儿上，恐怕都没法和锦匣厂这样一直苦苦挣扎的小厂相比。

还千万别不信，这一点从每天早晨来上班的工人精神面貌上，就能明显反馈出来。

因为即便是来到厂门前，工人们听见上班电铃打响，也没人会着急完成百米冲刺。

虽然厂里有规定，迟到一分钟，扣一个钟点的奖金，迟到一个钟点，扣一天的奖金。

可压根没有人会拿着职工的花名册坐镇门卫室，那谁还在乎呢？

这就是名存实亡的假规矩了。

当然，偶尔厂领导可能是会为考勤较真的。

可谁还不会去医院补个假条啊？

像二车间的五级工胡继松，在这方面，就是个相当聪明的人。

别看他几乎每天都姗姗来迟，可他有专用的道具。

他的手里总是提着个四两不到药包，挑的高高的。

这就是能说明他是带病工作，晚来是有情可原的。

不但不该加以指责，反倒应该奖励才对。

而等到慢条斯理的进了车间之后，胡继松也总得龇牙咧嘴扭动几下身子，痛苦地捶捶后腰才行。

即便是同事们早已习以为常，只会懒散地向他投来根本不信的眼神。

但胡继松也仍要把戏做足。

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啊。

也只有这样，他慢悠悠的坐在开动机器旁抽烟、聊天，偷起懒来，才更具合理性。

他可不比那些敢于明目张胆下棋打牌的青工。

那些姑娘小子，几乎都是接“病退”爹妈班儿进厂的。

下乡插队，长期待业，让他们变得自由散漫，活蹦乱跳。

不但个顶个是难修理的刺头儿，而且没什么手艺，也没什么追求。

所以扣光了奖金，他们不会太在乎，只要能成天能这么嘻嘻哈哈的混份工资就挺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