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烽烟初起处，安邑曾卧潜龙。

招贤纳士气吞虹。

西河收地广，李悝变法雄。

守信方得臣心附，武侯承业成峰。

千年青史叹才雄。

若论开国者，此公当首功。

公元前446年的魏国，气氛跟寒冬腊月的河水似的，冻得人心里发慌。老国君魏桓子刚咽气，朝堂上的大臣们表面哭丧，心里却都在打小算盘——西边的秦国跟饿狼似的，盯着河西之地流口水；东边的韩、赵俩“发小”，早就看魏国的膏腴之地不顺眼，就盼着新君稳住脚；家里的贵族更不用说，一个个握着封地兵权，觉得新主子魏斯年纪轻，说不定能拿捏着当“傀儡”。

谁都没料到，这位刚继位的“官二代”，一上来就把“继位剧本”撕得粉碎。按规矩，新君该先办场风风光光的登基大典，接受百官朝拜，再给贵族们封点官爵稳住人心。可魏斯倒好，登基大典的筹备工作扔给大臣，自己揣着两匹上好的丝绸、一坛陈年佳酿，天天往城外的破院子跑——那是孔子徒弟卜子夏的住处。

这卜子夏可不是一般人，论辈分是“孔门十哲”之一，教出来的学生遍布诸侯各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流大V”。可这位大V脾气怪得很，看不上权贵那套虚头巴脑的东西，自从孔子去世后，就躲在魏国乡下开班授课，诸侯们派使者请他出山，他连门都不开。

魏斯第一次去，门房说“先生病了，不见客”；第二次去，门房又说“先生在给学生讲课，没空”；第三次去，天还没亮就蹲在门口等，冻得鼻子通红。旁边跟着的侍从看不过去，劝道：“大王，您是一国之君，他卜子夏就算学问再大，也是个老百姓，您犯不着这么低三下四的！”

魏斯搓着手哈气，反倒笑了：“你这话说得就外行了。现在这世道，抢地盘靠兵，可守地盘、强国家，得靠有本事的人。卜子夏就是块‘金字招牌’，他要是肯来魏国，天下的读书人不得跟赶庙会似的往咱这跑？到时候咱魏国人才济济，还怕治不好国？”

这话还真没说错。等卜子夏开门看到冻得直跺脚的魏斯，再听他说“想请先生来魏国办‘太学’，教出更多能治国的人才”，当场就动了心。更绝的是，卜子夏还拉上了两个“好哥们”——田子方和段干木。田子方是经济学大牛，擅长搞“民生经济”，知道怎么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段干木是管理学专家，把“官员考核”那套玩得明明白白，还特别懂“廉政建设”。

魏斯直接在朝堂旁边盖了座“智囊楼”，给三位先生配了最好的住处、最贴心的侍从，每天上完早朝就往“智囊楼”跑，跟学生似的听三位先生讲课。有次聊到“怎么管官员”，段干木说“官员要是贪钱，就得重罚，不仅要抄家，还得让他的子孙三代都不能当官”，魏斯当场拍板：“就按先生说的办，回头就让人把这条写进‘官员守则’里！”

还有一次，魏斯跟田子方喝酒，旁边乐师奏乐，他听着听着突然插嘴：“哎，刚才那编钟的音不对啊，左边那组高了半调。”田子方放下酒杯，笑得胡子都翘起来了。魏斯愣了：“先生笑啥？我说错了？”

田子方慢悠悠道：“大王，您是国君，不是乐师。您该操心的是‘今年粮食够不够吃’‘边境士兵冷不冷’‘地方官有没有欺负老百姓’，不是‘编钟准不准’。要是您天天研究音律，那管朝政的大臣不就偷懒了？到时候朝政乱了，老百姓饿肚子了，您就算把曲子听出花来，有啥用？”

魏斯脸一红，赶紧端起酒杯给田子方敬酒：“先生说得对！是我跑偏了，以后我一定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你看，这新君不摆架子、听得进劝，还知道“人才比面子重要”，跟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诸侯比，简直是“清流中的清流”。

魏斯心里门儿清，光有“智囊团”搞理论还不够，得有能“落地干事”的实干派。很快，大臣翟璜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吴起。可这推荐刚说出口，朝堂上就跟炸了锅似的。

有个老臣当场跳出来，指着翟璜的鼻子骂：“你是不是疯了？吴起是啥人你不知道？他为了在鲁国当将军，听说鲁国国君怕他老婆是齐国人，直接把老婆杀了（史载‘杀妻求将’）！这种连老婆都能杀的‘狠人’，要是让他掌了兵权，万一他反了，谁能拦得住？”

翟璜也不怂，撸起袖子就跟老臣吵：“你懂个屁！现在秦国天天来抢西河，派了三拨将领去守，都被秦国打得丢盔弃甲，连河西的老百姓都快被秦国抢光了！现在要的是能‘打胜仗’的人，不是要‘道德模范’！吴起打仗的本事，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当年他在鲁国，带着一群老弱残兵，都能把齐国的精锐打跑！他是贪名贪利，可只要大王给够他权力、给够他好处，他就会替大王卖命！要是因为‘私德’不用他，等秦国占了西河，打到安邑来，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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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吵得面红耳赤，魏斯却没说话，等吵完了，他敲了敲桌子：“翟璜，你去把吴起请来，我亲自跟他谈。”

几天后，吴起穿着一身旧铠甲，站在了魏斯面前。这人身材高大，眼神锐利，一看就是常年带兵的人。魏斯没绕弯子，直接问：“先生要是去守西河，能给我干出啥成绩？”

吴起往前一步，声音洪亮：“大王给我五万精兵、三百辆战车、三千骑兵，我保证三年内，不仅能守住西河，还能把秦国的河西之地全拿下来！要是做不到，我提头来见！”

魏斯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突然笑了：“好！我信你！从今天起，你就是西河守将，兵权全归你，粮草、装备我亲自督办，谁要是敢给你使绊子，我砍了他的脑袋！”

吴起当场就跪了——他在鲁国受排挤，在魏国又被人骂“杀妻凶手”，没想到魏斯居然这么信任他。到了西河后，吴起直接开启“卷王模式”：每天跟士兵一起吃粗粮、睡草席，士兵行军他跟着走，士兵扛粮他跟着扛。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脓血直流，吴起直接蹲下来，用嘴把脓血吸了出来。那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当场就哭了——不是感动，是知道儿子肯定会为吴起卖命，说不定哪天就战死了。

果然，士兵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都喊着“愿为将军死”。公元前409年，吴起带着五万士兵打秦国，秦国守军一看对面士兵一个个眼睛冒光，还没打就慌了神。吴起一口气拿下了临晋、元里两座城，第二年又拿下了洛阴、合阳，把秦国的河西之地全占了，秦国只能缩在洛水西边，连敢过河的都没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就五个字：“击秦，拔五城。”可这五个字背后，是吴起的军事才能，更是魏斯“用人不疑”的魄力。

除了吴起，魏斯还重用了一个“怪人”——李悝。这人是个“法律狂”，天天抱着一堆竹简研究“怎么用规矩管人”，还总说“国家要想强，就得靠‘法’，不能靠国君的心情”。魏斯让他当相国，还说了句狠话：“你尽管搞改革，出了问题我担着，贵族要是敢反对，我来收拾！”

李悝当场就拿出了“变法方案”，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把魏国从“二流国家”打成了“学霸”。

李悝的变法，不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而是从“经济、法律、军事”三个方面，给魏国来了次“大换血”。每一条都戳中要害，每一条都让魏国脱胎换骨。

当时的魏国，老百姓种地全凭“老经验”，有的地方种粮食，有的地方种桑树，还有的地方啥也不种，就等着官府救济。李悝一看就急了，赶紧搞了个“尽地力之教”，简单说就是“科学种地，精准分配”。

他先让人把全国的土地都丈量了一遍，根据土壤好坏分成“上田、中田、下田”：上田肥沃，就种产量高的粟米；中田中等，就种粟米和豆子；下田贫瘠，就种耐活的麦子和杂粮。还规定“一家农户种五亩地，必须种一亩桑树，养五只鸡、两头猪”——桑树能养蚕，鸡猪能下蛋、产肉，既能解决穿衣问题，又能补充粮食不足。

更绝的是，李悝还搞了个“平籴法”。啥意思？就是丰收年的时候，官府按“平价”把老百姓多余的粮食买下来，存进粮仓，不让粮价跌得太狠，让老百姓不吃亏；灾年的时候，官府再按“平价”把粮食卖给老百姓，不让粮价涨得太高，让老百姓买得起。

这招一出来，老百姓可高兴坏了——丰收年不用怕“谷贱伤农”，灾年不用怕“饿肚子”，家家户户都愿意好好种地。没几年，魏国的粮仓就堆得满满的，连边境的士兵都能顿顿吃饱饭，老百姓再也不用逃荒了。有大臣跟魏斯汇报：“现在咱魏国的粮食，够吃五年的，就算遇到大灾荒，也不怕！”魏斯笑着说：“这都是李悝的功劳啊！”

在李悝之前，魏国没有统一的法律，当官的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贵族犯了错，一句话就能“免罪”，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李悝看不下去，花了三年时间，编了一部《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把“啥是犯罪、该怎么罚”写得明明白白。

《法经》分了六篇：《盗法》（偷东西的罪）、《贼法》（杀人放火的罪）、《囚法》（怎么关犯人）、《捕法》（怎么抓犯人）、《杂法》（其他乱七八糟的罪，比如路上扔垃圾、赌博）、《具法》（根据情况加减刑罚，比如老人、小孩犯罪可以从轻罚）。

最关键的是，《法经》规定“不管是贵族还是老百姓，只要犯了法，都得受罚”。有个贵族仗着自己是魏斯的远房亲戚，抢了老百姓的粮食，还把人打伤了。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员不敢判，就把案子报到李悝那。李悝直接判：“按《盗法》，抢东西要抄家；按《贼法》，伤人要打五十板子。就算是国君的亲戚，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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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贵族不服，跑到魏斯面前哭诉求情。魏斯听完，直接说：“《法经》是我让李悝编的，我是国君，更得遵守。你犯了法，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最后，那贵族不仅被抄了家，还挨了五十板子，打得他哭爹喊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