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丈土地，嘉靖帝还减免赋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江南地区闹水灾，庄稼全淹了，老百姓没饭吃。嘉靖帝接到奏报后，当即下旨：“江南受灾州县，今年赋税全免，还从国库调粮十万石，赈济灾民。”他还怕地方官贪污赈灾粮，特意派了御史去监督，发现有贪污的，直接就地正法。

在军事上，嘉靖帝也没闲着。正德朝的时候，明朝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连蒙古人都敢时不时来骚扰一下。嘉靖帝上台后，开始整顿军队：首先是“选兵”，只选年轻力壮的，老弱病残全部淘汰；然后是“练兵”，让将领带着士兵天天训练，还从边关调了些有经验的老兵来当教官；最后是“赏罚”，打了胜仗的，重赏；打了败仗的，严惩。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蒙古小王子率军侵犯大同，大同总兵不敢打仗，想花钱买平安。嘉靖帝知道后，把总兵革职查办，派了个叫王宪的将领去代替他。王宪到了大同后，按嘉靖帝的要求练兵，没几个月，军队战斗力就上来了。蒙古小王子再来的时候，王宪带着军队主动出击，把蒙古人打得大败而逃，还缴获了不少牛羊和武器。这是正德朝以来，明朝军队第一次在和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大胜，嘉靖帝高兴得不行，亲自在奉天殿设宴，赏赐了王宪和所有参战的士兵。经此一役，边关的将领们也不敢再敷衍了事，明朝的军事实力总算有了点起色。

不过，“嘉靖新政”也不是一帆风顺。比如在整顿吏治的时候，就有不少老臣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杨廷和的旧部，觉得嘉靖帝太“急”，动不动就杀官，不符合“仁君”的做法。有个叫林俊的吏部尚书，还专门递了奏折，说“陛下整顿吏治是对的，但不能太严，不然官员们都不敢做事了”。嘉靖帝虽然没听他的，但也稍微放缓了节奏，没再像之前那样“一刀切”。

小主，

总的来说，嘉靖帝执政前十年，确实是个合格的皇帝。《明史·世宗本纪》里说他“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意思就是他刚登基的时候，清除了正德朝的各种弊端，天下人都觉得大明要重新兴盛起来了。要是他能一直这么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的“明君”。可谁也没料到，从嘉靖十年开始，这位皇帝的心思，慢慢从“朝政”转移到了“修道”上。

嘉靖帝开始修道，跟一场“大病”有关。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冬天，他得了场重感冒，咳嗽不止，还发高烧，太医们治了半个月都没好。就在这时，有个叫邵元节的道士，自称能“驱邪治病”，被人推荐到了宫里。

邵元节也没开药方，就做了场法事，烧了几道“符”，让嘉靖帝喝了符水。没想到，第二天嘉靖帝的烧还真退了，咳嗽也轻了不少。这下可把嘉靖帝给迷住了——他觉得这道士有“仙气”，比太医还厉害。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信道教，天天跟着邵元节学修道，还把皇宫里的钦安殿改成了“道观”，天天在里面烧香、炼丹。

一开始，嘉靖帝只是把修道当“爱好”，还没耽误朝政。可到了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邵元节说“陛下要想长生不老，就得天天炼丹，还得少管朝政，保持心境平和”。嘉靖帝本来就觉得处理朝政太累，一听这话，当即就决定“放权”——把朝堂上的事交给内阁，自己躲在宫里炼丹。

他修道的“规矩”还特别多：首先是“吃素”，不能吃肉，不能喝酒，每天只吃些蔬菜和丹药；然后是“穿道服”，不管是上朝（后来干脆不上朝了）还是私下里，都穿道士的长袍，还让宫里的妃嫔、太监也跟着穿；最后是“写青词”，道教祭祀的时候要念青词，嘉靖帝觉得写青词能“通神”，不仅自己写，还让大臣们也写，谁写得好，就给谁升官。

青词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得用华丽的词藻，还得符合道教的教义，一般的大臣根本写不来。唯独他——严嵩，却写得特别好。严嵩当时是礼部侍郎，官不算大，可他脑子活，知道嘉靖帝喜欢青词，就天天研究，还专门请人教他写。他写的青词，不仅词藻优美，还能把嘉靖帝的心思揉进去，比如嘉靖帝想长生，他就写“愿陛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早登仙班”；嘉靖帝想让丹药有效，他就写“丹炉烈火炼真金，陛下服之可成神”。

嘉靖帝每次看到严嵩的青词，都笑得合不拢嘴，说“还是严嵩懂我”。从那以后，严嵩就成了嘉靖帝身边的“红人”，一步步被提拔，最后当上了内阁首辅。而那些不会写青词的大臣，哪怕再有本事，也得不到重用——比如当时的内阁大臣夏言，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可他不喜欢写青词，还劝嘉靖帝“别沉迷修道”，结果被嘉靖帝越来越冷落，最后还被严嵩陷害，砍了头。

嘉靖帝修道，不仅耽误朝政，还花了很多钱。炼丹需要大量的药材，比如人参、灵芝、朱砂，这些都是稀有药材，特别贵；建道观、做道场也需要钱，嘉靖帝先后在宫里建了十几座道观，光材料费就花了几百万两银子；还有道士的赏赐，邵元节、陶仲文（后来的道士首领）这些人，个个都被封了官，赏了土地和金银，陶仲文甚至还被封为“恭诚伯”，成了明朝第一个被封爵的道士。

这些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身上刮。嘉靖帝让地方官增加赋税，还派太监去地方上“采买”——说是采买，其实就是强抢，比如要采买灵芝，就逼着老百姓上山去挖，挖不到就罚款，很多老百姓因为挖不到灵芝，被逼得家破人亡。《明史·食货志》里说，嘉靖朝的赋税，比正德朝增加了一倍还多，“百姓困苦，流离失所者十之三四”，意思就是十个老百姓里，有三四个都没了家，只能当流民。

大臣们看不过去，纷纷递奏折劝嘉靖帝“别修道了，多管管朝政”。可嘉靖帝根本不听，谁劝得厉害，就治谁的罪。有个叫杨最的御史，递了份奏折，说“陛下修道是假，贪图享乐是真，再这么下去，大明就要亡了”。嘉靖帝看了奏折，气得把杨最抓起来，打了一百廷杖，当场打死。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劝嘉靖帝修道了。

就这样，嘉靖帝从一个想做“好皇帝”的少年，慢慢变成了一个沉迷修道、不管朝政的“道士天子”。而他放权给内阁，也为“严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严嵩掌权后，拉帮结派，贪污受贿，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大明的“中兴”迹象，也慢慢消失了。

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帮结派”。他知道，要想在朝堂上站稳脚跟，就得有自己的势力。所以他一边讨好嘉靖帝，一边提拔自己的亲信——只要是愿意跟他走的，不管有没有本事，都能升官；要是敢跟他作对的，哪怕是忠臣，也得被他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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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子严世蕃，更是个“敛财高手”。严世蕃没什么真本事，可会拍马、会捞钱，严嵩特别宠他，把朝廷的很多事都交给严世蕃处理，还让他当了工部左侍郎。严世蕃利用这个职位，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还敢跟人说“朝廷无我家翁，安得至是”，意思就是“没有我爹严嵩，你们根本当不了官”。

当时的官员，要想升官，就得给严家送钱，送的钱越多，升的官越大。比如有个叫仇鸾的将领，想当宣大总督，就给严世蕃送了十万两银子，严世蕃收了钱，立马在严嵩面前说好话，仇鸾很快就当上了宣大总督。还有个叫鄢懋卿的御史，想当两淮盐运使（管盐的官，是肥差），给严家送了二十万两银子，还送了不少珠宝，严世蕃当场就拍板：“两淮盐运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严家的敛财手段，可不止“卖官”这一种。他们还霸占土地——严世蕃在江苏、浙江一带，抢了老百姓几千亩良田，租给农民种，每年收的租子比国库的赋税还多；他们还垄断商业——严家控制了江南的丝绸、茶叶生意，谁要是敢跟他们抢生意，就会被严家的人打砸店铺，甚至还会被安上“通倭”的罪名，抓起来杀头；他们还贪污国库的钱——嘉靖帝要修宫殿、炼丹，需要钱，严嵩就跟严世蕃商量，把国库的钱挪一部分到自己手里，再从老百姓身上刮钱补国库，比如本来要给军队发的军饷，被严家贪污了一半，导致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战斗力越来越差。

严党不仅贪财，还特别“狠”。谁要是敢得罪他们，或者想揭发他们的罪行，就会被他们害死。比如之前提到的夏言，是严嵩的“老对手”，严嵩当上首辅后，一直想除掉夏言。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夏言推荐曾铣当三边总督，想让曾铣收复被蒙古人占领的河套地区。严嵩知道后，就跟嘉靖帝说“夏言和曾铣想谋反，他们收复河套是假，想拥兵自重是真”。嘉靖帝本来就多疑，一听这话，立马把夏言和曾铣抓起来，砍了头。

还有个叫沈炼的锦衣卫（小官），看不惯严党的所作所为，递了份奏折，揭发严嵩父子的十大罪状，说“严嵩父子贪污受贿，陷害忠良，要是再不管，大明就要亡了”。严嵩看了奏折，气得不行，让严世蕃找了个借口，把沈炼贬到保安（今陕西志丹），然后又让地方官诬陷沈炼“通蒙古”，把沈炼抓起来，打了一百廷杖，最后处死，还把沈炼的家人流放边疆。

严党掌权的二十年里，朝堂上的忠臣几乎被他们杀光了，剩下的要么是严党的亲信，要么是不敢说话的胆小鬼。《明史·严嵩传》里说“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意思就是严嵩掌权二十年，宠信严世蕃，害了天下人，所有人都把他们父子当成奸臣。

可嘉靖帝难道不知道严嵩父子贪吗？他当然知道。有一次，有个大臣递奏折，揭发严世蕃贪污了十万两银子，嘉靖帝看了奏折，却跟没事人一样，说“严嵩帮我处理朝政，辛苦这么多年，拿点钱也是应该的”。其实嘉靖帝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严嵩父子虽然贪，但他们听话，能帮自己处理朝政，还能帮自己背“黑锅”——比如老百姓骂朝廷腐败，骂的是严嵩父子，不是他这个皇帝；而且严党没有兵权，就算想造反，也造不了。所以只要严嵩父子不碰他的权力，不耽误他修道，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么着，严党在嘉靖帝的默许之下，成了大明的“毒瘤”。他们贪污的钱越来越多，害的人越来越多，大明的国力也越来越弱——军队没了军饷，战斗力下降；老百姓没了活路，开始造反；地方官怕被严党陷害，不敢如实上报灾情。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严党已经成了天下人的公敌，就连嘉靖帝身边的太监，也开始看不惯严嵩父子了。

在严党专权的二十年里，不是没人想扳倒严嵩父子，可大多都失败了——夏言、沈炼、杨继盛（另一个揭发严党的忠臣，被严嵩害死），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直到徐阶的出现，情况才慢慢改变。

徐阶是个特别“隐忍”的人。他考中进士的时候，严嵩已经是内阁大臣了，徐阶知道自己斗不过严嵩，就一直忍着，不仅不跟严嵩作对，还时不时地讨好严嵩——比如严嵩过生日，徐阶会送贵重的礼物；严嵩写青词遇到困难，徐阶会帮忙修改。严嵩觉得徐阶“懂事”，就没怎么为难他，还把他提拔成了内阁次辅。

可徐阶心里，一直想扳倒严党。他知道，要想扳倒严嵩，不能硬来，得等机会。所以他一边讨好严嵩，一边暗中收集严党的罪证，还跟嘉靖帝身边的太监、道士搞好关系，了解嘉靖帝的心思。

机会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来了。这一年，嘉靖帝身边的道士蓝道行，跟徐阶关系不错，蓝道行知道嘉靖帝迷信“扶乩”（一种道教仪式，据说能通神），就跟徐阶商量，想通过“扶乩”来扳倒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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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嘉靖帝让蓝道行搞“扶乩”，问“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蓝道行假装“神附体”，写下了几个字：“天下不太平，是因为有奸臣在朝。”嘉靖帝又问：“奸臣是谁？”蓝道行又写：“奸臣是严嵩。”嘉靖帝有点不信，说“严嵩帮我处理朝政这么多年，怎么会是奸臣”。蓝道行接着写：“严嵩父子贪污受贿，陷害忠良，老百姓都在骂他们，要是陛下再留着他们，大明就要有危险了。”

嘉靖帝听了，心里开始动摇。他虽然宠信严嵩，但也知道严党名声不好，而且最近几年，各地的流民造反越来越多，蒙古人也经常来骚扰边关，他也觉得可能是严党把朝政搞坏了。

徐阶看到嘉靖帝开始怀疑严嵩，立马抓住机会，让自己的门生邹应龙递了份奏折，揭发严世蕃的罪行——比如严世蕃贪污了几百万两银子，霸占了几千亩土地，还跟倭寇有勾结。奏折里还说“严世蕃罪大恶极，要是不杀他，老百姓就会造反”。

嘉靖帝看了奏折，终于下定决心要收拾严党。他先把严嵩革职，让他回江西老家养老；然后把严世蕃抓起来，关进了诏狱。可严世蕃一点都不怕，他在诏狱里还跟人说“我爹是严嵩，陛下不会杀我的，最多把我流放”。

徐阶知道，严世蕃要是不死，早晚还会出来作恶，所以他必须让严世蕃死。他又找了些严世蕃的罪证，比如严世蕃在老家盖的房子，规格跟皇宫一样（僭越之罪），还说严世蕃想“谋反”——这可是嘉靖帝最忌讳的罪名。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嘉靖帝下旨，判严世蕃“斩立决”，还把严家抄家。抄家的时候，从严家搜出了几百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还有不少珠宝、古玩，这些财产加起来，比大明十年的国库收入还多。严世蕃被砍头那天，老百姓都跑到街上看热闹，还放鞭炮庆祝，说“严贼终于死了，大明有救了”。

严嵩得知严世蕃被砍头的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他回江西老家后，没人敢收留他，只能住在破庙里，靠捡垃圾为生。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严嵩在破庙里饿死了，死的时候身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明史·严嵩传》里说“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意思就是严嵩死的时候，住在别人的墓屋里，连棺材都没有，也没人来吊唁他。

严党的倒台，是嘉靖朝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清除了朝堂上的“毒瘤”，还让很多忠臣重新得到重用，比如徐阶当上了内阁首辅后，开始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大明的朝政总算有了点起色。可此时的嘉靖帝，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他天天吃丹药，丹药里含有大量的汞、铅等有毒物质，这些物质慢慢侵蚀了他的身体，让他变得越来越虚弱，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就在严党专权的时候，大明的东南沿海，正被“倭寇”搅得天翻地覆。这些倭寇，不是单纯的日本浪人，里面还有很多中国海盗，比如王直、徐海，他们跟日本浪人勾结在一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倭寇的起源，其实跟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明朝从朱元璋的时候就实行海禁，不让老百姓出海做生意，可东南沿海的老百姓，靠种地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偷偷出海，跟外国人做生意，这些人被称为“海商”。后来，明朝政府打击海商，一些海商就被逼成了海盗，再后来，他们又跟日本浪人勾结，形成了“倭寇”。

到了嘉靖朝，倭寇越来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倭寇攻破了浙江台州，杀了几千老百姓，还放火烧了整个台州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倭寇又攻破了江苏松江（今上海），抢走了几万两银子，还掳走了上千名妇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一小股倭寇（只有几十人）从浙江登陆，竟然一路打到了安徽南京，虽然没攻破南京城，但也杀了几千人，明朝的军队根本拦不住他们。

《明史》里形容当时的惨状：“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杀掠殆尽，村落为墟。”意思就是东南沿海几千里的地方，同时传来警报，老百姓被杀害、抢掠一空，村庄都变成了废墟。

嘉靖帝一开始也派兵剿倭，可效果不好。原因有三个：一是军队战斗力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没经过训练，看到倭寇就跑；二是将领互相推诿，谁都不想打仗，怕打输了被治罪；三是倭寇行踪不定，他们都是小船，速度快，打完就跑，明朝的大船根本追不上。

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被任命为浙直总督，全面主持东南抗倭事宜，这才让混乱的抗倭局面有了转机。

胡宗宪这个人，争议从来不小。他是严嵩的门生，早年靠着给严世蕃送礼才换来了晋升机会，身上贴着“严党”的标签，这也是后来他倒台的重要原因。但在抗倭这件事上，他却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魄力和智慧——他知道，对付倭寇不能只靠硬拼，得用“铁血手腕”加“灵活计谋”，既要打服倭寇，也要瓦解他们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