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洋行，临海的办公楼内。

怡和的大班，威廉·凯撒克，审视着摆在他面前的报纸清样。

那是最新一期《孖剌西报》的头版社论，标题用加粗的铅字印刷，充满了煽动性：《总督的宠儿与城市的阴影——论华人黑社会的合法化及其对女王陛下殖民地的长远危害》。

“用词再尖锐一些，唐纳德。”

凯撒克头也不抬地对报社主编说，

“不要只说他是个商人，是什么公司董事，要用三合会头目、反贼、罪恶之人这样的词。

要让每一个读报的英国人都明白，轩尼诗总督正在把一群暴徒，一群在美利坚赚了脏钱的罪犯，扶植成本殖民地的合法势力！”

主编唐纳德是个干瘦的英国人，他推了推眼镜，小心翼翼地回答：“凯撒克先生，我们已经暗示了这些人与青州那场血腥暴乱的直接联系。但是总督府那边……”

“不必理会总督府！”

凯撒克打断了他，语气冰冷，

“轩尼诗那个天主教徒，那个无可救药的华人同情者，他早就疯了！他废除公开笞刑，是向野蛮的华人罪犯示弱！他允许华人在中环置地，是玷污我们高尚的社区！

现在，他更是默许这个姓陈的金山客、三合会龙头成立什么总会，公然取代了东华医院和我们认可的华社、会商组织。这是在摧毁殖民地平衡多年的秩序！是在动摇帝国统治的根基！”

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

自从这个陈九来到香港，一切都乱了套。

码头的用工成本被强行抬高，原本各自为战、可以随意拿捏的三合会堂口被拧成了一股绳。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这个陈九通过伍廷芳，竟然真的能和港督说上话。

而新任港督更是前所未有地亲近华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冒犯。

“我要让伦敦的朋友们，让殖民地部的先生们都看清楚！”

凯撒克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轩尼诗的所谓改革，正在把这里变成一个帮派分子的天堂！而这个陈九，就是背后最危险的毒蛇！把他和总督绑在一起，唐纳德，使劲写，能写多少写多少，把他们一起钉在耻辱柱上！”

这篇社论，果不其然在香港的英文社群中炸开了锅。

跑马地的赛马会、香港会的雪茄房、半山区的私人晚宴上，商人们、政府中层官员们、甚至是军官们，都在义愤填膺地讨论着。

他们将对新任总督积压已久的不满，悉数倾泻到了这些“外地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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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香港社会由多个族群构成，主要包括：

欧籍精英阶层，这其中主要是英国人，包括政府官员、洋行商人、银行家、律师和传教士。他们居住在山顶和半山区的优越位置，享受着殖民地统治者的特权。

华人社群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内部也存在分化。

一部分是富有的买办、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开始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另一部分则是广大的劳工、店员和小商贩，生活在太平山、上环等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今大多加入了华人总会，或者是在总会的组织下活动、工作。

其他族群还包括葡萄牙人（主要来自澳门）、印度人（多为警察、士兵和商人）等等，这些是少数群体，没什么影响力。

尽管经济上相互依存，但社会上，欧洲人与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离。

种族主义思想普遍存在，许多英国商人认为华人是“劣等民族”，对新任港督，轩尼诗总督提升华人地位的政策感到愤怒。

他们抱怨华商的竞争，并试图维护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1877年，殖民地部决定将轩尼诗调任至香港，接替退休的坚尼地爵士，成为香港第八任总督。

香港华人总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轩尼诗的治理理念与前任们截然不同，他坚信应该公平对待所有族群。

他上任后不久，便废除了此前禁止华人在中环地区购买土地、建造楼宇的法令。他还允许华人在夜晚自由行走，取消了华人必须携带夜间通行证的规定。

在接触了华人总会之后，更是大加赞赏，直接任命了华人总会的理事，伍廷芳律师成为太平绅士。

轩尼诗对当时针对华人的严酷刑罚，像是公开笞刑感到十分震惊和反感。

他认为这些刑罚是不人道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因此下令减少甚至废除这类刑罚。甚至还质疑警察部门在执法中对华人存在的偏见。

虽然，香港华人总会在他的支持下权利大增，但也遭到了殖民地英籍社群的猛烈抨击。

商人们认为他“姑息养奸”，削弱了殖民统治的权威，并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

首席按察司甚至公开批评总督干预司法。

殖民地部很多英籍官员也对他的激进政策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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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华人总会位于上环的新总部里，陈九正平静地读着同一份《孖剌西报》。

小主，

伍廷芳和林怀舟坐在他对面，神色各异。

“他们把你描绘成了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伍廷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调侃，“恭喜你，陈先生，你现在是香港最着名的华人了，虽然是以反派的身份。”

陈九放下报纸，脸上看不出丝毫怒意。“他们骂的不是我，是轩尼诗。我不过是他推行政策时，被推到台前的一个靶子，也是他们攻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但这种舆论攻势不容小觑。”

伍廷芳变得严肃起来，“香港的权力结构很微妙。总督虽然权力最大，但也要顾及本地英商阶层的利益和伦敦的看法。如果这些英籍官员和商人持续施压，让殖民地部认为香港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轩尼诗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刚刚打开的局面，随时可能因为总督的妥协或调任而付诸东流。”

“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陈九的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不远处，普仁街的山坡上，华人总会新开办的义学里，几十个穿着长衫的男童正坐在闷热的课室里，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三字经》。

中华传统蒙学课程，翻来覆去都是那几样。

这是旧的根，是维系着华人身份认同的传统。

而在更远一些的歌赋街，中央书院的红砖教学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名叫梁文杰的年轻人，正和他的同学们，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的辩题是“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利弊”。

梁文杰引经据典，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到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思路清晰，辞锋锐利。他的辫子剪了，穿着干净的西式校服，眼中闪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野心。

这是新的苗，是这座殖民地正在刻意培养的、能够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下一代。

“伍先生，”陈九收回目光，“你我都是从这两种学堂的缝隙里走出来的。你觉得，哪一种能救我们的同胞？”

伍廷芳沉默了片刻，答道：“传统的义学，教的是伦理道德，维系的是我们是谁的根。而中央书院这样的西学堂，教的是经世济用的知识，是我们如何活下去的术。两者，缺一不可。但眼下，我们更缺的是术。”

“没错。”陈九点了点头，

“伍先生，你我都是新会人，小时候读的都是之乎者也，先生你长大后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前往英国留学深造，进入着名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随后，又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正式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

“我在美国所见留美幼童也是，从小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学，如今好几人考入耶鲁或者哈佛，以及其他高等学府。”

“于我所见，这些祖宗成法，传统学问并不会让人封闭落后，西学也不见得就能让人堂堂正正。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体用’之分，或孰轻孰重。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直面二者之弊，取其精华，熔铸一炉。”

他顿了顿，仿佛在梳理脑海中盘桓已久的思绪：“旧学之弊，在于过于重’道’而轻’器’，空谈心性，面对洋枪洋炮时，圣贤道理显得苍白无力。它培养的顺民，讲得是服从秩序，约束自己，忠君爱国。

而西学之险，在于其’器’与’术’的背后，有一套强大的价值与逻辑，如果是只学其表，不究其里，学成了也终不过是替洋行算账的买办，或者是给别人的学问发明添砖加瓦，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