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往往都是在工厂劳动力最密集的区域,这些人一走,工厂就像被抽走了齿轮的机器,瞬间陷入了停摆。
订单堆积如山,水果在仓库里迅速腐烂,银行的贷款利息却在无情地增长。
亨利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脚下的土地正在一寸寸地崩塌。
小主,
最初的几天,工厂主们都以为这只是华人的某种新式罢工,一种无声的要挟。
他们联合起来,派代表去唐人街,试图找到那些会馆的头领谈判。
但唐人街的反应却出奇地冷漠。
那些穿着长衫的代表们,只是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那些工人担心失业白人的安危,来唐人街寻求庇护,短时间不会回去。
他们提出了涨薪,提出了减少工时,那些人只顾着摇头,甚至后来还装听不懂。
这种故作姿态的无知,比任何直接的对抗都更让亨利愤怒。
他决定不等了。工厂每停工一天,损失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他必须找到替代的劳动力。
于是,亨利·斯托克顿把目光投向了城里另一群数量庞大、同样饥饿的群体,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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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爱尔兰工人的过程比亨利想象中要顺利。
席卷全国的经济大恐慌,让铁路公司破产,工厂倒闭,这城里一多半的白人劳工失去了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尔兰人。
他们曾是建设这个国家的主力,如今却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累赘。
他们聚集在码头和贫民窟里,整日无所事事,靠着廉价的威士忌和偶尔的零工度日,
当亨利贴出招工告示时,他的工厂门口几乎被挤爆了。
他们争先恐后,甚至为了一个工作名额而大打出手。
最终,他挑选了三十多个看起来还算精壮、没有醉得太厉害的家伙。
他们的薪水要求比华人高出一截,但还不算离谱。
在工厂即将破产的巨大压力下,亨利咬着牙接受了。
至少,机器可以重新转动起来了。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惹上了一群新的“麻烦”。
爱尔兰人和华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
那些辫子佬沉默、顺从,像一群被阉割过的牛羊。
而这些爱尔兰人,则像是精力过剩的野马,吵闹、散漫,而且充满了攻击性。
他们会在工作时间大声说笑,会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
最让他头疼的是,他们似乎永远无法理解“纪律”这两个字的含义。
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敢在车间里偷偷喝酒。
工头芬利不止一次向他抱怨:“老板,这帮家伙太难管了。他们不像那些华工,你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多说了两句,他们连我一起骂,甚至要对我动手。”
更让亨利感到不安的,是他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
那些新来的爱尔兰工人,总会在休息的时候,和他厂里那几个留下来的、同样是爱尔兰裔的老工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他那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干了好多年的,手艺精湛,平时也还算老实。
但自从这批新人来了之后,他们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他看不懂的东西,一种……躁动不安的、仿佛在密谋着什么的火焰。
亨利好几次看到,一个新人工头,正和一个老工人躲在仓库的角落里,低声交谈。新来的这个是个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的家伙,据说在铁路工地上当过小头目,在失业工人中很有声望。而老工人,则是他厂里资格最老的技师。
他们一看到亨利走近,就立刻分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种欲盖弥彰的姿态,反而加重了他心中的疑虑。
他们在串联什么?
他问过芬利,芬利摇了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但他提醒亨利,最近城里那个叫丹尼斯·科尔尼的家伙,他们的爱尔兰工人党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加州工人党”,天天到处集会,煽动那些失业的白人工人。
芬利压低声音说,“他们说,是那些抢走了白人的工作,是那些铁路大亨和银行家,勾结这些廉价的黄皮猪,才让我们这些白人没了活路。”
“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危机,应该由那些异教徒和有色人种来扛,应该全部开除那些黄皮肤,我想,这或许是那些华工全部消失的原因。”
这个消息让亨利感到一阵寒意。
科尔尼的演讲他有所耳闻,报纸上说他是个极具煽动性的疯子。
加州工人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由愤怒和仇恨凝聚起来的暴民团体。
他的工人们,是不是也受到了影响?
他们私下里串联,是不是在酝酿着什么针对他的阴谋?
亨利不敢再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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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报纸上的全美格斗赛已经进入了半决赛,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投注的数量也越来越惊人。
甚至亨利为管理那些爱尔兰工人而焦头烂额的时候,都忍不住就看了一场比赛,还赢了两百美元,大喊大叫了一晚上,感觉无比的解压。
第二天,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盹,就接到了新的消息。
为了削减成本,以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为首的西部很多幸存的铁路公司,决定对所有岗位的工人,进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不等的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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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像一颗投入油锅的火星,瞬间引爆了积压已久的劳工矛盾。
铁路工人们率先开始了罢工。
他们封锁铁轨,捣毁机车,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和民兵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甚至东部各州,从巴尔的摩到匹兹堡,都零星燃起了罢工的火焰。
而在加州,情况则更为复杂。
斯坦福和他的伙伴们,不仅面临着白人工会的怒火,更因为降薪风波而陷入了用工荒。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他们非但没有妥协,反而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
他们联合了加州几乎所有的大工厂主、矿主,形成了一个攻守同盟。
很快,一场协调一致的、大规模的第二次降薪,如同海啸般席卷而来。
亨利的罐头厂,也没能幸免。
商会的通知来得很突然,措辞却不容置疑。
通知要求所有成员单位,必须在九月一日前,完成对所有白人劳工至少百分之十的降薪,以“应对危机,并且给越来越不安分的工人明确的信号和压力,他们绝不会对工人党和工会妥协。”
亨利拿着那份通知,手都在发抖。
他知道,这不是商议,这是命令。如果他拒绝,他的工厂就会被整个商界孤立,从银行贷款到原材料供应,都会被切断。那等于自寻死路。
可如果他执行……他不敢想象那些刚刚才安分了一点的爱尔兰工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一夜,亨利彻夜未眠。
最终,在破产的恐惧面前,他还是选择了执行。
第二天一早,他让芬利将降薪的布告贴在了工厂门口。
布告刚一贴出,整个工厂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瞬间爆炸了。
“狗娘养的吸血鬼!”
“我们辛辛苦苦地干活,他们却想从我们嘴里抢走最后一块面包!”
“罢工!我们罢工!”
工人们扔下手中的工具,聚集在工厂的院子里,愤怒地咆哮着。
那个新来的爱尔兰工头,此刻正站在一个木箱上,挥舞着手臂,向众人发表演说。他的声音洪亮而富有煽动性,将工人们的怒火煽动得越来越旺。
亨利躲在办公室的窗户后面,看着下面那一张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一片冰冷。
看吧,你们期待的事情发生了。
他突然意识到,或许他也和下面的小工人一样,在那些真正的大人物眼中,他们这种商会里的小工厂,也都是拿来平衡的工具。
等工人罢工、游行一阵,等像他这样的小工厂主多破产一些,自然会迎来谈判。
或许双方各让一步,城市又会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