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在鸽子市外车子停下，何雨柱带了一个医用口罩就进了鸽子市，然后花钱买了一些甲级的烟票和酒票。另外又高价买了一些布票、鞋票和棉花票。

在票据制度下，一切都是双轨制，像是轧钢厂的产品，一部分是计划内的，按照计划内的低价调拨。另一部分是计划外的，走市场价对外出售。

像是肉联厂，计划内的肉价均价是七毛五分钱一斤，计划外的肉能卖到两三元一斤。

这还是何雨柱每天在市场上通过工业部和市委投放十几万斤猪肉的情况下的计划外肉价。

59年京城人口700万还是有的，每天十几万猪斤肉投放出去，略略强过杯水车薪，大概是盆水车薪的样子。

国内的情况算是百废待兴和发达国家当然没办法比，毕竟刚吃饱饭还没几年呢。

何雨柱对于工业系统和市政体系吃掉了自己每天供应的大部分猪肉很是欣慰，有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何雨柱当然知道，如果当官的都过不好吃不饱，那就会更加变着法的折腾下面的人，例如把每家每户多出的鸡鸭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喊什么越穷越正确之类的口嗨。

按照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么做肯定不对头，但实际上起风后下面就是这么做了。

原因吗，其实也不难猜，就是看不得农村人过得比城里人好罢了。毕竟超过九成的干部都是城里人。

拥有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农民如不经限制的话，再遇上擅长经营通过劳动致富是非常容易的。但城里人不论是工厂还是政府单位，都是死工资，到了级别，每月多少钱多少票都定的死死的。

涉及经济问题，大部分干部都不敢沾，毕竟张王二人刚被枪毙还没多久，五六七十年代京城的高级干部宁肯买国宴喝剩的残酒也不敢用单位招待费公款大吃大喝，这和几十年以后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