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在走私贸易中的受益，却不代表宋国在这上头吃亏。

宋国的海贸之兴盛，远远超过金国。作为商业繁荣的大国，与金国的贸易，只不过是宋国巨额外贸中的一环罢了。

此前郭宁曾听海商说起，与宋国通商往来的国家除了金国以外，还有倭国、高丽、大理、吐蕃诸部、大越、占城、蒲甘、真腊、三佛齐、大食等五十余国，在其泉州、广州、温州、明州等港口交换的商品，较大宗的就有二百五十余种。

宋国作为巨量贸易的中枢国家，一手进一手出，有得是赚钱的来处；从金国输入的马匹和毛皮等物，又确实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

尤其是郭宁的定海军政权崛起以后，为了保障己方的财政和粮食支应，对于本来受限的马匹贸易全然放开，甚至大加鼓励。宋国在贸易上的直接得利由此暴增，很多明州的商贾，还因此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

待到李云的群牧所系统逐渐深入辽东，许多宋国海商甚至用尽办法，上门去阿谀李云，以求马匹的配额，彼此之间还会为此剧烈争执，引发不少海上的血桉。

时间久了，这种两国俱都得利，而经手之人更财源滚滚的贸易，自然纠合出一大批既得利益之人。

早年在宋国家道中落的章恺，如今便重新买回了自家田地，兴造了数十亩的园林，还得了个通仕郎的官阶。得他引荐的周客山，也成了地方上众多豪绅、官员的座上宾。

郭宁和身边的幕僚们一直觉得，不用自家操心，得利之人自然会维护自家的利益，去反对任何影响他们赚钱的计划。

可这一次，这些人的力量，居然被强压住了？

据报，在临安朝堂上掀起风潮的，是一批不知所谓的言官；但具体将之推动朝堂共识，进而在短时间内形成政令，一口气贯彻下去的，则是南朝的权相史弥远。

这史弥远，在中都朝堂上是有些名声的。

泰和年间，宋国擅起边衅，而大金举倾国之力，以九路兵马大举伐宋报复，先后攻取了东路的真州、扬州，中路的襄阳、江陵和西路重镇和尚原、大散关等地。

但是，大金毕竟虚弱了，各部军将的智略勇勐，远不及开国时候；底层将士多用汉儿和糺军，战斗意志也很成问题；而且那么多的兵马调度，后继粮秣压根支应不上，各地都有百姓不堪压榨，发起暴动，以至于地方官员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