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抡起了刀，砍在了三个方面。

一是作奸犯科、违法乱纪，二是开始收他专属的清洁费，三则是清丈田亩、清查户口。

这三点，每一点都是让人激烈反抗的，何况三件事一起做呢。再加上这里是边区，官府的行事风格都已经很狂野了，大户们只会更狂野。

但是没关系，因为即便是三件事一起做，其实主要围绕的还是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毕竟先把人解决了，把挑头反对的人解决了，剩下的不论是清洁费，还是田亩、户口都是顺带着的事情。

反抗有厢军镇压，杀无赦，若是跑路那就不管了，爱往哪跑往哪跑，反正家业就在那里。这时候可没千年后那么灵活的金融系统，财富可以成为一串数字，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绕地球一百八十圈，最后无踪无影。

如果非要分个三六九等，王言喜欢认命不反抗的，其次喜欢跑路的，最后没办法了，也只得对付反抗的。因为要对抗，就要动刀兵，就要有伤亡，他就要拨出一笔钱粮抚恤，这就不太好了。有这个命，去前线寻衅多好啊。

所以王言奉行的，就是犁庭扫穴，是秋风扫落叶，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伤亡，镇压境内大户。

他坐镇肤施，一道道命令发布出去，厢兵分散成八支千人队，分散到全州，封锁各处大陆通道，镇压各县。州衙里被他选出来的亲信，去到各县主持工作。需要的大量办事人员，则是征兆本地的贫寒士子，再许诺给表现好的人安排工作岗位，四十多岁的老小子都是风风火火的。

延州这边的学风，肯定是不如内地的和平地区的。这边的名额也少，好几年出不来一个进士。其他的各种考试，机会也不太多。很多人都是读书读的家业败落，半辈子白玩。

别说给官当，王言就是开了门，多增加一些吏员岗位，这些人就乐的找不着北了。既体面，待遇又好，还算是有前途。而且在这时候，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阶级跃迁。

毕竟当吏员也有门槛的，也有垄断的，外人不是那么好插进来的。就算外人进来了，其他的小吏一起排挤，也干不长。

但是王言在位又不一样，小吏也是要被抄家，被连根拔起的。完全打碎了原本的生态，一个个都战战兢兢呢，可没胆子找麻烦。

所以在王言的统领下，州中官吏被挟着不得不上下一心，高效率的运转政府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填满了各地的牢狱。

用朝堂上别人参王言的话来说，那就是‘官不聊生’、‘民不聊生’，好像王言要把延州搞的破败，好像西夏随时都可能抓到机会大举来犯。

这些人也是贱皮子，王言在京城的时候，可是没人说过这种话。除了有人举报盛家等放印子钱以外，朝堂上都是夸他的。说他公正严明，搞钱多，忠于大宋，忠于皇帝等等。

现在他被赶出了京城，这帮人便又泛滥起来，对他王某人每日一参成了休闲娱乐活动。好像不参他一下，朝会就白开了，工作也没什么开展一样。

这些事儿都是冯京来信告诉他的，基本是干打雷不下雨，京城玩京城的，延州玩延州的。毕竟这边有皇帝派过来的太监，有政事堂、枢密院的监察人员，更有本路治所在此，各种的大员也在肤施办公，尽管王言连着路衙的官吏一起办了，各种的检查人员也是瑟瑟发抖呢。

其实一般而言，延州知州是由陕西安抚使兼任的，方便统筹决策，也方便集权。但是王言比较特殊，又怕他没权力，又怕他权力太大，不好管。再者也不可能再让王言任职通判，那时候王言要是想不开，顺便跑去了西夏怎么办？

所以这才造成了肤施城目前的尴尬局面，三个衙门，三套班子。但是这个局面虽然尴尬，但实际相处起来一点儿也不尴尬，因为王言谁都抓。

他上任以后，一直也没有去见那些他名义上的上官，反而把人家手下的人抓了不少……

他是通判的时候，就把路级官员得罪了一个遍。他做巡使的时候，处置的路级官员不下十人。现在他当的知州了，更不怕路级的官。

当然他要是当了路级官员，下边的州官谁不听他的话，那却是不能原谅的，他王某人也是双标的很。

其实这边的路级官员的权势也不大，最大的是陕西安抚使，全称是陕西经略安抚使，可以调动陕西五路的兵马。换句话说，主要就是负责对西夏的战事。另有转运使，掌管钱粮。必要时候，还会设置宣抚使，由宰相担任。那就是全局总领战事，有临机决断、便宜行事之权，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第一责任人。

当年的第一次宋夏战争之时，范仲淹、韩琦就是正副安抚使，由夏竦挂帅，他们俩做事。最后仗没打好，大家一起被撸的。

话说知道了王言知延州，远在青州的范仲淹特意写了老长的一封信来嘱咐。毕竟范仲淹当年跟王言聊过兵事，也知道王言有北望之心。眼看着王言调到了边区，范仲淹心里也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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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以前王言在内部折腾，虽然事情同样不小，但是哪怕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可以内部消化，到了边区就不一样了。一个不好，导致了全面开战，那就糟糕了。对西夏的战事，当然不只是西夏。北有辽，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南方有各种山里的少数民族。内部还因为各种的高压，不时的有人起义造反。